民工讨薪，一个每到年关必然热议的话题，随着一名包工头因讨薪跳楼身亡，更加引人关注。而同时带来的，还有对包工头这一阶层的重新审视。
陕西省城固县是秦岭南麓的一座县城。城西的信用联社办公楼是一座白色建筑物，11层，40米高。楼的主体结构已经完工，除了北面，外立面的墙砖已经基本贴好。
但曾经热火朝天的工地如今已人去楼空，工地西侧的临时办公室和工棚大门紧闭，施工用的电梯尚未拆除，空地上杂乱地堆放着一些施工设备和建材。
记者登上楼顶才注意到，这座办公楼几乎是全县除了电视塔外的最高建筑物。
楼的西南角有一片被白灰圈住的地方。11月27日的早晨，51岁的包工头云明春就是从这里——他自己承建的办公楼7至8层楼道内一扇半开的窗户飞身而下，坠楼身亡。
云明春其人
据家属介绍，只上过小学的云明春是自学“成才”的，但却始终无法弥补文化方面的不足，这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
上世纪70年代初，18岁的云明春成了一名泥瓦学徒工，开始和建筑业打上了交道。
凭着韧劲和灵活的头脑，云明春很快开始与同龄人拉开了差距。他的妻子秦玉英表示，至少在80年代初，丈夫就开始从事工程承包。当年很多和老云一起干学徒的人，都成了他的雇工。
尽管家里的经济状况逐渐殷实，但云明春并没有什么嗜好，不抽烟不喝酒，“他的嗜好就是在工地工作。”秦玉英表示，一接到项目，云明春就泡在工地，春节也只和家人吃个团圆饭。
妻子眼里的云明春是个老实人，“他心里明白，但就是不善于表达。”而或许正是这种无法释放的压力，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。
重压下的悲剧
2003年底，总部位于城固县的汉中林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(下简称“林源公司”)，获得了城固县信用联社办公楼建设工程。
2003年12月21日，林源公司和云明春签订了一份施工合同，这意味着林源公司将工程转包给了云明春，云明春也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包工头。
该合同注明，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的大包形式，工程总造价215万元，工程款按施工进度分期给付。但在施工过程中，因各种因素，工程量增加不少，而工程造价也随之追加。在此期间，云明春四处借债，但还是无法应付随工程量增加而日益看涨的工程款。
虽然从事了多年的工程承包，但云明春以前接的工程，最多也不过是100多万预算，像这样超过200万以上的“大工程”还是第一次。由于工程巨大，预算的制定自然也就相对复杂，这对文化水平有限的云明春来说无疑是难以逾越的。
11月30日，在整理云明春的遗物时，秦玉英从他贴身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。信中的内容并未对自己的身后事有所交代，而更像是一封控诉信。除了将工程的情况说明之外，他还表示希望审计部门能对工程进行调查。
他在遗书中承认，“好多项目就没算上，价格压的很底(低)，我在预算方面不懂，没法比交(较)……”包括云明春家属在内的很多人认为，接受如此大工程同时没有能力进行预算把握，是他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由于自己无法把握预算，工程款最终由原计划215万变成了256万。而林源公司只结算了合同中的一部分，他们的答复似乎也有理有据：工程尚未完工，不结尾款是正常的，超支部分不在合同之列，需要进一步核算才能支付。此前从未拖欠过工人工资的云明春陷入了困境。
在以往的小工程中，因为周期短、周转快，云明春从未拖欠过任何人的工资，这一点也使得他在工人中的口碑一直比较好。而且他所雇佣的工人大多是用了多年的熟人，因此大家并未逼着他付钱。但内向的云明春倍感压力，情绪也一直很低落，其间曾表示要“自杀向大家谢罪”。
据秦玉英回忆，出事前几天，云明春一直很抑郁，精神也不集中。11月26日下午，他的母亲经过工地顺便去看儿子，平时孝顺的云明春甚至连口水都忘了给母亲倒。
当天晚上，云明春和秦玉英再次前往林源公司总经理童彦林家，希望公司能够支付拖欠的工程款。信用联社办公楼工地看门的焦胜元目睹了这一切。
“当时云明春提着一堆礼品来到工地门房。”云明春告诉焦，他是去找童彦林的，但童恰巧没在家。过了一会儿，云明春说要再去找找童。半个小时后，他又回到工地向焦胜元解释，童家有很多人“说话不方便”，过一会儿再去。此时，焦胜元注意到云明春面色很难看，略显焦躁。
秦玉英向记者回忆了在童家的遭遇，“先是说童总在接电话，我们等了好半天他才出来，可一见到我们脸就黑下来，很快把我们给打发走了。”
因为是周末，云明春17岁的儿子——在30公里外的汉中上学的云建文也在家。云建文表示，父亲自从回来后就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叹气摇头。云建文并不了解父亲的苦衷，也并未意识到，这是他和父亲的最后一面。
最后的早晨
11月27日，像往常一样，几乎一夜未合眼的云明春7点就到工地去了。因为平时没有在家吃早饭的习惯，再加上近一段时间情绪低落，秦玉英并未发现丈夫有什么异常。
早上8点左右，焦胜元最后一次见到了云明春。他告诉云明春，工地上用来打扫卫生的扫帚需要买几把新的，云明春让他自己去办，随后就进楼去了。
第一个发现云明春坠楼的，是与他合作多年的袁继和。他记得早晨两人还打了招呼，还注意到云明春维持着近日来一贯的忧郁神情。虽然在云明春手底下干活，但袁继和现在却是云明春的债主。来到工地两个多月，云明春已经欠了他3000多元工资。两人相识35年，合作17年，袁继和表示，拖欠工资的事很少在云明春身上出现，这次欠了他们工资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
不过，袁继和并不担心云明春拖欠工资不给。在他看来，云明春是个好面子的实在人，“在这里给老云干活的人都是多年的老关系了，欠兄弟们的钱，他自己心里也内疚得很。其实就是再拖上一段时间，我们也不会逼他的。”
云明春的撒手人寰，除了留下了一个未完的工程和拖欠的工资外，整个家庭也面临着经济的崩溃。
秦玉英告诉记者，云明春是家里的顶梁柱，由于原来家中还比较殷实，所以她一直在家照顾老人孩子。现在19岁的女儿在家待业，正在上学的17岁的儿子也正是用钱的时候，还有老人要赡养。
“家里的积蓄大部分都垫到工程上了，还有很多的外债。”
公司自认无过错
云明春的家属在悲痛之余，将矛头直指林源公司。在云明春和林源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规定，“工程如发生变更，按变更工程量计算造价增减(以建设单位或设计单位的变更通知为计算依据)”。
在云家看来，林源公司不按合同规定在工程量增加的情况下追加工程款，是造成云明春经济压力巨大的重要原因。云明春上门向童彦林讨债未果也是酿成悲剧的直接诱因。
但童彦林在接受采访时认为，林源公司在云明春自杀一事上并没有责任。他坚持强调，“公司是完全依据合同办事的”。
童彦林表示，城固县信用联社办公楼建设工程总造价400多万，其中云春明承建部分造价215万。按照合同规定，施工到目前阶段，他们应该付给云春明157万，而现在实际已支付了192万，因此不存在拖欠行为。
对于工程超预算施工的部分，童彦林解释说，即使工程量增加导致工程款增加，说明总包方没有依据当时的招标预算进行施工，这一部分要等到工程完成后对超出部分进行核准才能支付。至于尚未结算的尾款，他表示，目前的工程进度远未达到完工的要求，因此有余款未结也是正常的。
童彦林认为，实际上不应该拖欠工人如此多的工资，他向记者透露，之所以超预算的另一个原因是，在进行工程的同时，云明春也在给自己家盖房子。
“我们认为他可能将自己家的部分款项算在了工程中，现在我们也在进行调查。”他还表示，目前公司正在对整个工程进行核算，如果确实属于公司工程欠下的各类费用，最终都要补上。
此外，童彦林还对事发后公司始终未曾表示关注和安慰一事进行了辩解。据他说，公司并不是故意要冷落云家，而是云家现在将矛头全部指向了林源公司和他个人，如果上门安慰有可能导致其家属情绪失控。
童彦林最后称，公司也正在配合有关部门核查该事件，等有了初步结果后会主动登门表示慰问。
不得不说的包工头
在采访中，记者注意到，云明春的家人始终在回避包工头这个称谓，他们坚持使用林源公司项目经理这个词。尽管本身是个中性词，但在很多人的意识中，包工头是与剥削、拖欠工资等词汇相连的。
接受采访的包工头贾仁(化名)认为，比较正确的叫法应该是工程项目承包人，“包工头只不过是一种比较形象的称谓而已。”在他看来，云明春自杀除了自己性格内向、承受压力能力低之外，也反映了当前包工头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。
贾仁表示，在这一工程中，云明春只不过是“二包”。而在这一行业中，转包、层层扒皮的三包、四包也并不罕见。“在这个事件中，云一方面有来自工人讨工资的压力，另一方面也有投资方不结算的压力，而这都是我们所要面对的。很多人觉得包工头能挣钱，但其中我们承受的压力又有多少人知道呢。”
贾仁还向记者透露了很多行业内的潜规则：要获得工程就需要有付出，需要和投资方、原料商都搞好关系。他告诉记者，近年来多次出现的农民工以自杀形式讨要工钱事件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得到包工头指使的。“因为投资方不结账，导致工人工资、原料供应等账目都只能拖欠，更不用说自己的利润了。”
当然，他还强调了云明春的一个特殊性，“城固是个小地方，他所雇佣的工人也是多年的老关系，本身又是个好面子的人，拖欠工资就没脸面对这些熟人了。”贾仁认为，具体到云明春，尽管他还是工程承包人的身份，但和普通的农民工一样，要承担发包方拖欠工资的压力。
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常凯教授在接受采访时，首先确认了包工头的积极作用。他表示，在帮助农民走出土地这方面，包工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；但是另一方面，包工头只是一个自然人，不是法人代表，没有用工的权力，也没有注册资金。所以当出现欠薪等问题的时候，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约束。
常凯认为，在欠薪问题上，包工头是承担有相当责任的。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，不仅仅是包工头的问题，还涉及整个劳动关系的协调，劳动工资制度完善以及劳动工资决定方式等一系列问题。
在欠薪的过程中，包工头是一个中间的环节，在很多时候，由于包工头也拿不到应得的收益，所以无法发放工资。在这当中，发包人应该承担连带责任。近年来持续大面积地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，应该看到一些包工头的素质和教养问题，但是问题恐怕不仅仅在于他们。
常凯最后表示，“像中国，尤其在建筑行业出现这么大规模、这么长时间、这么大数额的欠款，在国际上都是罕见的。首先，政府的管理责任要加强。其次，就是要让农民工组织起来，目前来说，工会如何发挥作用是需要研究的。”
包工头的跳楼事件，再一次影射出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窘境，而如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，仍然是全社会都需要关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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